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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门二十品 的颠沛流离史

  • 时间:2018年07月12日
  • 来源:搜宝网
  • 类别:美食资讯
摘要:来源:美术报文:仲威《比丘道匠造像记》乾隆三十三年(1768)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跋尾》最早著录龙门造像题记,但仅仅收录《杨大眼》一件,乾隆四十六年(1781)《潜研堂金石跋尾续编》收录《孙秋生》一件,嘉庆四年

来源:美术报文:仲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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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比丘道匠造像记》乾隆三十三年(1768)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跋尾》最早著录龙门造像题记,但仅仅收录《杨大眼》一件,乾隆四十六年(1781)《潜研堂金石跋尾续编》收录《孙秋生》一件,嘉庆四年(1799)《潜研堂金石跋尾又续》收录《齐郡王元佑造像》一件。反观《潜研堂金石跋尾》收录汉碑50件,唐碑269件,龙门造像才区区3件,其关注度可想而知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)河南巡抚毕沅所著《中州金石记》仅收录《始平公》《孙秋生》《杨大眼》《安定王燮造像》四件,同时期的河南老乡武亿《授堂金石跋》中亦仅仅收录《杨大眼》《魏灵藏》两件,还附有一篇乾隆五十四年(1789)《洛阳龙门诸造像记》载:“伊阙傍崖自魏齐暨唐以来造像题名多不能遍拓,好奇者辄引为憾,今岁正月汤亲泉、赵接三两君独手拓二十余种寄余,其文多俚俗之词,无可存。”被武亿视为“俚俗之词”20余种,从其存目来看,亦杂乱而少名品,与后期的《龙门二十品》亦大相径庭。以上种种现象充分地反映了乾隆年间,龙门造像传拓与研究的基本状况——不重视、尠传拓、少收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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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海王元详造像记》局部这一造像题记宝库,过去一直没有受到历代金石学家的关注,其文献和书法艺术的价值始终没有被认可,直到清乾嘉年间,龙门造像的少数精品——《始平公》《孙秋生》《魏灵藏》《杨大眼》《安定王燮造像》等,才开始进入极少数金石研究者的视野,他们摒弃“诞妄俚俗”之前嫌,予以著录,诸如:毕沅《中州金石记》、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、武亿《授堂金石跋》、王昶《金石萃编》、洪颐煊《平津读碑记》等金石专著中均有零星记录,少则两三件,多则五六件,但彼时还未见有著录“龙门四品”之名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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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门二十品局部龙门造像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(483),其后历经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隋唐直至明清一千余年不断雕凿,在伊水两岸崖壁共开窟龛两千三百余座,造像十万余尊,碑刻题记近三千余品,造像题记一般由“造像时间”“造像佛名”“造像人名”“发愿文”等组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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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橛造像局部今天被公认的“龙门造像题记精品”皆在古阳洞南北两壁最上层及洞顶,古阳洞旧称“石窟寺”,是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一洞窟,洞深约13米,高约11米,宽约7米,清代道士又将洞中供奉的释迦牟尼像改成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神像,故旧时又将“古阳洞”称作“老君洞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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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比丘法生造像记》另见国家图书馆《始平公造像》(嘉庆初拓本)存有咸丰八年(1858)钱松题记:“此龙门石刻之冠于当世者也,刻中之阳文,古来只此矣。层崖高峻,极难椎拓,至刘燕庭拓后无复有问津者。”钱松题跋再次印证了嘉道年间龙门造像鲜有人去传拓,其拓本流传稀少的原因,除“层崖高峻,极难椎拓”等现实条件外,主要还是受制于当时的重“汉唐碑刻”轻“北魏造像”传统观念,龙门造像精品拓片只在极少数高端金石学者圈内流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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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比丘慧成造像记》局部道光年间,古阳洞先后迎来了两位超级“金石癖”,除架高台传拓《龙门四品》外,还将龙门石窟其它造像题记予以大规模传拓,一位是方履籛,著有《伊阙石刻录》,搜拓造像八百余种;一位是刘喜海,著有《嘉荫簃龙门造像辑目》,拓存造像九百余件。这是龙门造像开始“振兴”的一个信号,说明金石学兴盛的春风,已经吹到了往日不受关注的“穷乡儿女体”的龙门造像群,吹遍了古阳洞外的各个角落,它是《龙门造像》开始“时来运转”的信号。然彼时龙门造像拓片依然没有得到碑帖收藏界的普遍关注,传拓和销售依然是零星进行,尚未成为收藏的热门品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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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元燮造像记嘉庆元年(1796),黄易携带拓工来龙门石窟架高台拓碑,才正式拉开《龙门造像精品拓片》的传播序幕。但是,面对有三层楼高的造像题记崖壁,传拓殊非易事。黄易《嵩洛访碑日记》中记载:“视工人拓龙门诸刻,山僧古涵精摹拓,亦来助力,僧知伊阙洞顶小龛有‘开元’刻字,猱升而上,得一纸。一纸小拓片来之不易,那猱升而上的功夫,非一般人能为之。……龙门洞内,见顶刻‘大唐永隆’等字,圆转巨书。老君洞顶之刻,架木高危,架木而仍不可拓取,叹息而已。”此段黄易的日记文字,一来反映《龙门造像题记》传拓的艰辛与不易,二来反映了乾嘉金石学家访碑的最大兴奋点,还在于发现“唐代碑刻”上,而非我们今日奉为“龙门经典”的“北魏造像”,因为在当时,汉碑、唐碑才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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